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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战后日本 现代思想家鹤见俊辅的批判与思考

弎聲2020-03-26 16:46:15

说起战后日本,我们通常会想到这些事件: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确立、1960年代的安保斗争、“反越战”和大学的学生运动以及经济复苏等等。在这些论题上,从194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日本知识界的争论不断。与战时迎合国策的“思想空心化”相较而言,从明治时代起就开始“掌握特权”的知识人因为战后的思想解禁,在立场上有了多元选择的可能,不少有着战争体验的亲历者,开始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看待权力,有一些成了知识界的思想标杆。其中,就有2015年7月去世的哲学家鹤见俊辅(1922-2015)。

1

行动的思想家


在战后日本,鹤见俊辅以“行动的思想家”闻名。作为一个独立与反思的学者,他不但为知识界所敬重,也因为时常在重大的社会运动中勇敢发声而受到大众的敬仰。可以说,他是众多知识人心目中的一位精神领袖。


二战结束后不久,鹤见就和丸山真男等学者发起了著名的“思想之科学研究会”,发行《思想的科学》杂志,提倡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参与者各自的战争体验,重新省思民族自身及其战争行为。他组织了一群学者,就知识人在战争期间对当局的“思想输诚”(亦称“转向”)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将战争责任的议题推向了国民意识的深处。此外,在1960年代的“安保运动”,反对越战援助美军逃兵的“越平联”组织,以及支持韩国慰安妇争取国家赔偿的活动(1995)中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鹤见也是知名的反战联盟“九条会”(2004)的召集人之一。在他去世两个月后,“安全保障关联法案”被强行通过,同龄人亦是挚友的濑户寂内德(《源氏物语》的现代语译者)曾感慨地说:“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我想他对安倍政权不会沉默,会和我们一起大声反对的。”


贵族出身的鹤见绝对是日本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其父鹤见祐辅战前就是众议员,战后担任过厚生大臣,而外祖父后藤新平曾任台湾第四任总督的民政长官,经营台湾八年多,其治台策略被后人概括为“糖饴与鞭子”。出身这样一个政治世家,鹤见本可以在政坛谋得一条通达之路,但因为幼年起严母的管束,反而培育了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拒绝继续走父辈的道路。15岁那年,不良少年被送至哈佛大学读书,其间因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入狱,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他在拘留所的抽水马桶上完成了哲学学位论文。后来他回忆,虽然完全可以一直待在拘留所里,安全地等待战争结束,从而免去逃避国难的“道德问责”与可能要杀人的“良心问责”,但最后仍然在“我不想在战胜的一方迎接日本的战败”这样一种近似“义气”的驱使下,搭船回到日本。一回到国内,尽管已身患肺结核,仍然被“合格”征召入伍。


在东南亚的战场上,鹤见选择做军队里最下等的文职,担任收集和整理电波情报的分析员,侥幸没有被编入前线队伍。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战争责任开脱,反而诚恳地坦言:“我没有杀人是一种偶然。”即使在战后知识人的群体里,他的坦率也是异常醒目的。对于“战争是由军部主导的,责任不在国民”这一通行看法,他尖锐地指出:“我们还没有培育起这样的自觉:这是自己发动的战争。”正是出于对近代日本一系列战争行为的反思,他提出了“十五年战争”这一概念。当时史学界的一个流行观点是,将1931—1945年这段时期划分为1931-1937年的中日战争和1941-1945年的大东亚战争,鹤见认为这样的视角不利于把握整个战争的结构,会“淡化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整体。这一概念被知识界所接受,成为检证近代日本如何演变为战争机器的重要视角。


终其一生,鹤见并没有成为精英的抱负,反而一直怀着身份的“劣等感”(梅原猛语),终生只愿意与民众站在一起。坚决反对“成为第一名”、讨厌知识贵族的摇篮东京大学、推崇庶民的力量,对所谓的贵族以及精英阶层保持着审慎的不信任和严苛的批判态度。这些几乎成为了鹤见的个性标签。



2
“诚实”的告白


2003年,年过八十的鹤见接受了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为期三天的访谈,整理成书后于次年出版,题名为《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对于我来日无多的人生,三天是相当长的时间了。问什么都可以,我都告诉你们。”正是这份裸露的坦诚鼓励了提问者抛开了敏感的界线,不留情面地穷根究底;而应答者面对种种直入记忆深处的追问乃至逼问,率真坦荡,“如实招来”:战后,鹤见在使命感和自责中不畏一切艰难地经营杂志,其中的一个动机原来是想要回报一个不幸离世的女孩子的温情;出于义气,他在竹内好因抗议岸信介而辞职后也立即向自己的大学提交了辞呈,原因只是因为他相信这位意气相投的好友;……当然,即便历经沧桑、看尽千帆,老人有时也免不了在某些词尽处无奈地仰颈望天、无言以对。在诸多隐秘的细节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时代巨轮下努力行走于自己轨道的抗争者。不过幸运的是,他并不是踽踽独行。这本书既是他的自我盖棺定论,也是他对战后思想和行动的总结。对于读者而言,则不亚于一幅日本战后思想史的导览图。


要理解鹤见的思想以及立场,就不能不回到他的独特家庭。家庭出身是其思想产生的“原点”和“制约”,是“为什么会在某一时刻选择了某种方法”的原因。鹤见在对谈一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激发了内心对权威的反叛和对命运的不服从,在不良少年这一标签的掩护下,少年时期形成的叛逆性格加上无所顾忌地广泛阅读,使得强烈的独立意识逐渐在年幼的鹤见心中萌生。这一源于个体经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毫不含糊的一面。这里选取几则对谈中涉及的论题,窥豹一斑。



3
知识人的责任


战时知识人的思想变节是鹤见战后“转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项研究虽然是共同完成的,但他自认为这最能代表其思想,他在对谈中坦承:“《转向》三卷,实际上是我对父亲的感想。”“做这个共同研究的动机,也是由我妈妈带给我的抑郁症,还有目睹我父亲转向的经历而起的。是我父母给我的种子。”鹤见祐辅在战时从自由主义者转为了当时国策的追随者,父子之间在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鹤见对这一转向的集中研究正是其父亲担任厚生大臣之时,他甚至以离家来表示鄙视和抗拒。


在这一研究成果的上卷出版后,他得到一个机会,查看申请解除“革除公职”令(1946年盟军进行战后日本民主重建时,发布了一项指令,规定战犯、职业军人、超国家主义团体的骨干等七类人员不可担任公职。1950年随着日美之间局势的缓和,实行了第一次解除“革除公职”令,后废除)的保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曾经的右翼等保守思想者并不是那么有气节,他们在战后初期民主主义盛行的时候,为了获得公职,争着改口称自己本来是民主主义者。所以,鹤见认为虽然变化的方向不同,但他们的“申请”与战时的“转向”(昭和四年到昭和八年前后的左翼知识人)是同一个调子。



战时的左翼和自由主义知识人在时局变动下失去立场,沦为机会主义者;而这些右翼,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也露出了追求自身私利的机会主义者原形,鹤见鄙夷他们,“真是不配当右翼”。“有原则的右翼”和“有原则的左翼”都一样的稀少。正是因为这些人是特权阶层,所以他尤其不能接受他们的软弱和附庸。相反地,在那些为了生活默默挣扎和奋斗的普通庶民之中,他却看到了潜藏的反抗力量。


那么为何出现“思想输诚”这样的“转向”呢?



4
患上了“第一病”的知识分子


鹤见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回忆父亲的成长以及发迹史,感慨这些所谓的精英“除了当第一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追求了。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改变着日本”,而“这种身体习惯就是在学校里养成的”。通过考试选拔好学生,以遵循标准答案为优胜,“所以在自由主义流行的时候就写上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军国主义流行的时候就写上军国主义的标准答案,都是这样的人们成了领导者。”如果只有遵照标准答案才可以获得肯定,那么只要知道标准答案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答案是否是自己所认同的并不重要。独立思考没有成为最重要的品质,顺从和唯上反而成为了一种美德。“我从战争体验中得到的收获,就是知识人与非知识人之间没有什么界线,上没上过大学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教育的直接影响就是人的思维方式,鹤见认为,明治教育的一大失败就在于培养了一种缺乏独立思维的知识人,形成了这样一种“第一病”的精神结构。


缺乏独立思考的人自然也难以承担责任,但鹤见认为,近代日本的知识人不应回避责任。他指出日本和其他欧美国家不同,“在我看来,同一时期在英国、美国、俄国、德国等国家都不存在类似近代日本那样的知识人特权。那些国家的知识人都不是能够掌握权力的人。”可以说,“知识人是有了各种特权才有知识的。”从历史上来看,日本近代知识人的产生与武士阶层的转型有关,这也间接决定了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特权阶层,并非普通的庶民。


面对战争末期出征的少年兵,鹤见追悔“自己虽有知识却没有站出来抗议战争,而一无所知的少年士兵们却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但是,一些知识人并不愿意承认他们在战时的沉默和附和是一种战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他明确反对他们将自己和普通的生活者放在一起,为自己不去抗争寻找道德避难所。在他看来,知识人和庶民应该区别问责。“知识人并不是生活者。他们是一路沿着特权的道路走上来的。这一点是不能不考虑的。”国家力量固然裹挟了个体的命运,但是,“知识人不能放弃作为知识人的责任,假装自己只是生活者。”



5
安保斗争的内核


众所周知,1960年的安保斗争是在岸信介政府强行通过日美新安保条约后达到高潮的,各界民众相继加入了这一运动中。虽然运动打出了反对岸内阁的旗帜,但鹤见认为,是战争记忆的力量在根本上促使了运动的爆发。因为战争刚刚结束15年,关于战争的记忆还很鲜活,加上对象是曾经的战犯岸信介(作为东条内阁的大臣,岸在开战诏书上签过字,在解除“革除公职”令后替代因病引退的石桥湛三执政)而愈发高涨起来。“沉默的人们并不只有沉默,是有着沉默中的记忆的,我是这样想的。‘满洲事变’以来一直在征兵、征兵,那么多人死去了。这样的记忆积聚起来,到1960年爆发了。藏在胶片上的影像终于感光了。”另外,女性在战前没有参政权,战后她们和部分学生因为有了选举权而产生了发言的欲望,“人们就感觉‘政治也应当听取我的意见’。在这种意识与战争记忆的交汇处,又出现了岸信介。”


尽管,民主权利与战争记忆因为条约的强行通过而结合在了一起,一齐成了被要求打倒的对象。不过鹤见指出,民众的矛头还是主要针对民主的要求,因为“大家都不太了解安保这个东西”,也无法区分这两者。所以,安保斗争激发的是长期积聚的民主意识。经过15年的休整,人民在左翼力量的鼓动下自发参与到运动中,大声呐喊,为自己争取议政的权利。正当其时,电视媒介在此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是第一场活用了电视的大众运动”,使得运动快速向全国范围延伸。鹤见感慨,他们这一代人包括竹内和丸山,都没有遇过如此大规模的自发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各界力量也聚拢起来,诸如共产党、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无声之声”会等等。支持者的立场和感受也是复杂的。共产主义同盟的青年学生是抱着一定要阻止条约通过的目的而竭力反对的,他们甚至还有革命的期待。社会人士中,有很多是因为感动于学生的纯真而选择支持他们的,尽管这些学生的纲领一旦实现,就会在实际上威胁他们的生存。还有一部分人愿意支持学生,是因为一看到他们年轻的面庞,一些未褪去的战争影像便会浮现在脑海中,这些影像有学生兵、飞行员实习生、自己的兄弟或儿子。可以说,安保运动是民众对战争的一次集体回忆,而这样的回忆促使了民主意识的攀升,在战后日本努力确立起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1947年5月3日,在庆祝宪法实施仪式上的天皇。



6
战后重建的遗产和缺憾


盟军占领日本后,主导的一系列措施几乎重塑了这个国家。鹤见明确表示:“从政治理由出发,我认为还是应该捍卫现在的宪法。”“我喜欢宪法的前言。坦率地讲,我感觉那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望着烧成一片荒野的东京或是大阪,是没有那种心境写出这样的宪法的。这时候,美国人来了,他们健康活泼,吸取了罗斯福时代好的因素,看着烧过的废墟,起草了宪法。”虽然他也承认这是一个统治者强加的宪法,但从有利于日本的角度而言,他不由得发问,“就算是强加来的,这不也是很好的宪法吗?”当时的知识人以及政府处于战败的情绪中,无法以一种客观冷静的心境去进行国家的恢复和重建,既然这样,那么交给有能力的外人又何妨?在鹤见看来,这部及时的宪法有利于当时的日本复苏,利大于弊;不但如此,一贯对精英阶层不信任的他,反而更担心当时的日本人是否会很好地遵守这样的宪法。


鹤见并非一个随风倒的亲美派民主主义者,对重建措施给予日本的影响,他除了肯定其积极的一面,也指出了残留的缺憾。不过,他的着眼点并非是制度这样的社会架构,而是日本人的内在精神结构、思维模式。如上所述,他认为明治时期教育出来的知识人缺乏独立思考精神,访谈者小熊则补充,往往在制度无法应对时,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就出现了。因此,从日本人的思维改造角度而言,鹤见意味深长地提出:“战败是产生了一些裂缝,但麦克阿瑟的对日占领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又把裂缝给补起来了。”言下之意,战败原本可以给日本人的思维改造提供一次可能,因为大家不得不要对无以为继的制度进行反思、批判。但是,麦克阿瑟代表的盟军选择保留天皇制、文部省和东京大学这三个明治国家的根基,这样日本社会固然稳定下来了,但培养领导层的方式基本如故,那也就意味着思维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就独立精神而言,在鹤见看来重建过程仍然是不全面的。鹤见的这一洞见,使我们省思这样一种现象:经由外在力量而发生的改变,一开始的确会有一种迅猛的威力,但往往因为过于仓促和机械,只能具有深刻的片面性;而全面性的深刻变革始终来自于国民内部,通过对旧制度的认知和扬弃来实现革故鼎新,这样的变化虽然缓慢,但深入肌理,更能撼动其根本。



2011年7月,鹤见俊辅在京都市举行的桑原武夫学艺奖颁奖仪式上发言。(共同社)



7
仍在进行中的战后史


短短三天的访谈无法尽述鹤见漫长而精彩的一生,但平静的言语下依然可以感觉到往日的波澜。与其说是高谈惊心动魄的当年之勇,不如说是在袒露心灵的伤疤和痛楚。在爪哇服役期间,他用身体的欲望与国家的强力相对抗:当地的慰安所是国家准备的,所以就不去,“不想做一个由国家驱动的人”。但他也是肉体凡夫,也害怕挨打、惩罚和死亡,所以平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说着违心话,并且还要竭力掩藏内心的恐惧。“跟长官说话的时候,我都要拼命掩饰自己的内心,以至于都会有面部抽搐那样的表现,手也控制不住地在裤子上蹭来蹭去,白色的衣服都脏成黑的了。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曾经的放荡少年却长年过着禁欲的生活,战时记忆笼罩下的抑郁症困扰着他……在这些身心痛苦的背后,我们发现,原来在极端的境遇下,凡人的人性可以变为一座内心的堡垒、一件对外的铠甲。一个时代的伤痛,我们无法用另一个时代的基准去衡量其中的深浅。所以,在时代的理解上,鹤见一直坚持要做“带有日期的判断”,即“不是用现代的标准去判断某个特定时代的思想,而是要退回到当时的情境,还原到那里去思考”。其中的内涵近似现在所说的“回到历史的现场”,的确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握和洞察历史乱象下一直延续着的思想暗流。


鹤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同时也被视为左翼思想家的重镇,所以在了解战后日本的全貌上,他的解说无疑极具参考价值。而今战争结束已经七十年,随着当事人的渐次离开,日期虽尚未模糊,但当时的情境已难以再现,逐渐增多的是“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一代”。思想史学者山田洸曾慨叹,各阶层之间在“战后体验”上缺乏一种“共通的理解”。三十年来,这一情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变。好在,还是有一些像鹤见俊辅这样的有良知的知识人,本着记录历史的责任,不惧有损自己的声名,在战争遗留的巨大阴影下,愿意诚实地再现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伤痛和遗恨。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




《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著,邱静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如需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编辑/排版: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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